2021年12月8日下午，由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教研室、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共同举办的“民俗资料学：历史、理论与方法”（第一季）高端学术论坛第二讲——“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现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邓启耀主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参加与谈，中山大学中文系暨非遗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王霄冰教授主持。

邓启耀教授首先从人类文明形成和文化传播的历史切入主题，介绍了“史”之前的历史“书写”——无文字时代的文化史，阐释了历史真相的视觉重建和多样书写。随后，探讨了物象之观，如“木石指向性灵”、“如何看一座山”、“天象地貌之观”等，继而从物象的表达与修辞，介绍了田野现场的物象表达、物象表达的类型与功能、符号化方式等。

接下来，邓教授谈到了“史”之外的文化“书写”，他以服饰为例，介绍了“创世”天书——神话传说与服饰象征，详细讲解了民族服饰的文化语境，互文性，传说、史籍的分述与通诠。邓教授认为，对于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服饰就像是一种无字的天书、象形的史记和随身携带的百科全书。荒古的神话、始祖的业迹、家族的宗谱、民族的历史、习俗宗教信仰及道德规范都在服饰中的一针一线上写得清清楚楚。

在此基础上，邓启耀教授还以“灵的秘语”为题，探讨了苗族服饰中的蝴蝶纹样及其文化语义，蚩尤族群与黄帝族群等，概括出主流史之外的历史叙事。如苗族属于无文字民族，由于历史上长期漂泊不定，能够随身携带的只有口耳相传的神话、歌谣、图像和简便衣物用具。苗族古史和他们的口传文化及其象征系统是可以互证并一脉相承的。通过苗族神话、古歌，传说中关于蝴蝶创世、复生或化生的叙事，比照苗族服饰中大量出现的蝴蝶图案，结合苗族民俗中某些涉及蝴蝶（包括飞蛾）的民间信仰，可以对苗族传统文化中关于蝴蝶的母题进行叙事或仪式结构、符号类型和象征意义的分析，因此，许多以“艺术”形式呈现的图像文献是无文字时代和无文字族群叙述历史、传承文化的一种方式，是以非文字形式书写的文化史和心灵史。 

最后，邓教授总结道：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是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用文字书写历史的族群也只是文化史书写者的一部分，在所谓史前（以文字划定的历史）时期，人类以物象、图像、动作、声音书写的历史至今还未被充分研究，而无文字族群的文化，在官方和精英书写的传世文献中更存在众多认知空白，所以，民间口传文化和视觉表达研究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其意义在于，通过口述文本和图像文本的互文、互补，可以看到文化更为丰富、细微和更生动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这种意义不仅是方法论层面的，还是认识论、价值论层面的，它让文化史不再为帝王史所掩盖和垄断，而是具有更多人民性的、复线的和多元的内容。

与谈人刘志伟教授对本次讲座内容发表了精彩的见解和深入的点评。刘教授认为，邓启耀教授关于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研究，使我们了解到非文字书写的时代是比文字记载的时代更早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延至现在，一些无文字民族仍有大量的非文字书写行为，我们不应将此类占据在人类生活辽远时空中的文化书写行为排除在文化史之前或之外。文化的多样性指的不仅是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也是文化表达形式的多样性。空间意指、物象表意和图像叙事是所谓“史前”人类和无文字族群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在有文字的群体中，以物象征、以图叙事的方式仍是延续至今的一个传统。图像和语言文字虽然各有不同的媒介载体和符号系统，甚至可以说在文化史学和族群史上可能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但在族群历史和实际生活中，它们是可以互补、互文、互证的文化符号形式和文化整体的不同构成部分。从不同族群异曲同工的神话母体，从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的以图叙事传统，可以看到超越一切种族和文字的人类认知和创造的共性。

王霄冰教授认为，邓教授的研究对于民俗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无文字的文化史，即要扎根田野、深度考察才能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针对邓教授所谈到的其举办的“针线笔墨”民族服饰海外展与海外传播，王霄冰教授就海外藏中国民俗文物在脱离故土的情况下，应如何对其进行收集、整理与展示的问题，与邓教授进行了对谈。

据统计，本次讲座线上线下共有350多人参与。听众踊跃提问、反应积极，看得出大家对此主题都很感兴趣。邓启耀教授一一回答了与谈人、主持人及听众们的提问，并介绍了他近年来围绕此问题撰写的论著，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

邓启耀教授

讲座内容

刘志伟教授

王霄冰教授

线下会场